[2015.03.09] 習崇毛抑鄧大戰略的挑戰
- 김흥규
- 2015-11-23
- 1112
1. 習崇毛抑鄧大戰略的挑戰
作者：陳一新 ( 3月2日 15:31)
關鍵字：習近平 崇毛抑鄧 韜光養晦
羊年伊始，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大戰略與領導風格再度成為海內外評論的焦點，大多數人認為習近平已經放棄「韜光養晦」而改採以經貿為主、軍事為輔的積極「有所作為」大戰略，因應美國總統歐巴馬的再平衡亞洲政策，而在領導風格上甚至超越鄧小平，與毛澤東大同小異。
就在全世界大多數人還在議論紛紛北京外交政策本質之際，中國大陸國務院參事、人民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時殷弘直言鄧小平「韜光養晦」外交政策已正式走入歷史。此顯示，大陸官方已不再否認奉行以經貿為主的大國外交、填土造島、不斷擴充軍備、必要時不惜衝突對抗的攻勢戰略。
巨棒蘿蔔兩手並用
從習近平近年不斷拋出「一帶一路」、亞洲投資銀行、亞太自由貿易區等經濟誘餌，可看出他有意以經貿為主的政策，與全球各國廣泛開展經貿互利合作，在堅持不結盟原則的前提下廣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夥伴關係網絡。同時，他指出中國大陸必須有自己特色的大國外交，要維護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妥善處理領土島嶼爭端問題。
他一方面向全球各國喊話「歡迎搭乘大陸發展列車」，一方面強調維護國家主權。此一胡蘿蔔與巨棒並用的政策，一方面讓許多亞太國家趨之若鶩，另一方面也可能讓他國感到不安。
此外，他在美國2011年提出再平衡亞洲政策之後沒多久就呼籲中美兩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希望中美不要陷入弱肉強食的大國政治悲劇，並以3次高峰會，改善中美關係，作為緩兵之計。
習近平對目前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大致滿意，但要求北京應與華府、東京、柏林、巴黎一起參與經貿遊戲規則的制訂。然而，中國大陸對美國在西太平洋的作為最為不滿，特別是美國在東海與南海的政策，雙方在這兩個海域的競爭也可能引發激烈的衝突。顯然，他戰略上的長期目標是消解美國在西太平洋上的權勢。
從表面來看，歐巴馬只有2年不到的時間推動再平衡亞洲政策，而習近平卻有7年時間來推動以經貿為主、軍事為輔的大戰略，似乎前者在時間的競賽中已敗給後者。但是，不要忘記美國從19世紀末以來的亞洲政策大體是一致的；而中共的對外政策則人治的成分較重，並須取決於國內政治的穩定程度。
習近平受過文革的洗禮，擔任過黨政基層幹部，所以沒有人敢在他面前耍花槍，顯示他有經驗與能力抓出貪官汙吏。當然，江與胡時期的官場貪腐現象、社會亂象與政治動盪，也提供給他一個民心思治的社會基礎。許多專家認為，習近平是中國大陸自鄧小平以來權力最大的領導人，哈佛大學專研中共高層政治的學者馬若德更認為，習的政治機會更優於鄧，是毛澤東以後最強勢的中國領導人。
惟從以下幾個角度來看，除了外交與戰略的挑戰外，習近平在國內的挑戰還是蠻多的。首先「大權集於一身」固然可讓習收「如腦使臂，如臂使指」之效，但無法從同儕領導人得到「兼聽則明」的好處。
強勢領導偏聽則暗
其次，「大權集於一身」的另一個缺點則是，在「集體領導」轉變到「一人治理」之後，既無權力又受到反腐鬥爭的各種反對勢力可能開始集結。
第三，在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外交政策退居第二線之後，習近平奉行的大國外交一旦執行不當，不無可能會與周邊鄰國引發衝突，而更難迴避「中國威脅論」的指控。
最後，「崇毛抑鄧」之後，固然可能有助於提高習近平的政治與歷史地位，但也可能因無配套的安排，而出現目前意想不到的後果。
（本文刊載於104.02.27 旺報）
2. 美國2015安全戰略 繞不開中國
作者：陳一新 ( 2月12日 14:42)
關鍵字：美陸關係 美國2015國家安全戰略 外交戰略
美國總統歐巴馬6日向國會提交《2015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指出美國國安戰略的首要挑戰包括：美國本土遭毀滅性攻擊、氣候變遷、能源市場遭到破壞、失能或衰弱國家引發的國際問題、伊斯蘭國等恐怖組織及極端主義、俄羅斯在烏克蘭東部的侵略行動、網路駭客、伊波拉病毒等國際傳染病等。
2010年版的戰略報告由時任國務卿的希拉蕊發表，報告討論摧毀蓋達基地組織的必要性，自伊拉克撤軍，追求中東和平，最重要的是讓美國走出金融危機，重振經濟。在過去4年，911恐攻幕後策畫人及蓋達基地組織精神領袖賓拉登於2011年遭到中情局格斃、美軍自伊拉克撤軍，聯準會的三波量化寬鬆措施也已於2013年10月告一段落。《2015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則由美國國安顧問萊斯對華府布魯金斯研究院做出說明。
中國是唯一挑戰
儘管美國未將中國列為美國國安戰略首要挑戰之一，但從報告內容與萊斯的說明來看，美中關係仍是美國安全戰略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首先，歐巴馬一再強調美國在全球勢將領導，而唯一對美國領導世界構成挑戰的就是中國。該報告一再強調美國的國際責任，在整份報告中，「領導」或「領導才能」之類的字眼出現近百次之多。
其次，報告指出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已發展到對美國構成嚴重威脅的地步，特別是人民解放軍在南海與東海的經營，包括南海的填海造島與東海的構築軍事設施，已讓美國及其盟國與夥伴感到威脅。
第三，雖然美軍對人民解放軍仍擁有科技優勢，但中國正透過網軍盡可能蒐集美方的智慧財產，以縮小和美國的技術差距。因此，中共高科技武器自然對駐紮在亞太地區的美軍構成了重大威脅。
第四，歐巴馬在報告中使用「重新平衡」一詞，即指調整重點，擺在亞太，突顯他在最後兩年不到的任期仍將續推他2011年提出的「再平衡亞洲政策」，目的就是透過強化盟邦與夥伴的關係以及其他政策，將2008年以前讓中國占盡優勢的狀態至少恢復到美中兩國各擅勝場的均衡狀態。
第五，美國國防部長被提名人卡特4日在國會聽證會上指出，如果他接任國防部長，將持續美國「再平衡亞洲政策」，也將持續推動美國與中國間的軍事交流。卡特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提名聽證會表示，「再平衡」是延續美國對亞洲的承諾，亞太地區擁有全球一半的人口與經貿活動，因此美國在亞太地區部署海空軍，也在亞太地區締結同盟關係，並建立新的夥伴與合作關係。
在長達91頁的書面證詞中，卡特前後48次談到中國。他表示，美國與人民解放軍已開展持續的與實質的對話，這使兩國減少了誤解和誤判，同時深化了人道救援、軍事醫學等合作。他說，這些交流已獲致積極成果，如果他繼任部長，將在雙方互利的事項上加強合作、在有分歧之處加強溝通與管控，以符合兩國及美國盟邦的利益，也確保亞太穩定與安全。
有關南海，卡特表示，美國必須繼續鼓勵中方依據國際法釐清南海主權宣示，相關各方也應建立互信機制，提高透明度，以降低風險。他說，美國歡迎繁榮、和平、穩定、尊重國際法、不出於威脅或使用武力解決爭議的中國崛起。從卡特在國會的證詞來看，美國「再平衡亞洲政策」主要是以中國為目標。
第六，萊斯在襄助歐巴馬撰寫報告之際，特別針對美中關係多所琢磨。她表示美國歡迎一個穩定、和平、繁榮中國之興起，表示美中兩國將會有競爭，但雙方都不接受美中對峙是無可避免的說法。她主張，雙方要從實力的立場從事競爭，並堅持中國必須遵守國際規則和規範。
建設關係務實合作
第七，儘管萊斯反對美中兩國遲早會陷入大國政治悲劇的說法，但她並未接受習近平所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僅認為美國與中國正建立一個「建設性關係」。她說，儘管美中兩國在人權、網路竊取商業機密以及利用脅迫方式強化領土主張等有真正的歧異，但仍在廣泛的議題上擴大務實合作，從全球衛生到反擴散等方面。
第八，萊斯說，白宮將與國會合作通過《貿易授權法案》（TPA），完成《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確保與全球快速成長的經濟體，共同完成FTA。由於美國主導的TPP之主要對手正是中國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因此，雙方在經貿領域的競爭也是顯而易見的。
由此觀之，美中關係仍是美國安全戰略的重中之重，殆無疑義。
（本文刊載於104.02.12 旺報）
3. 競大於合 歐習會更有必要
作者：陳一新 ( 2月12日 14:21)
關鍵字：美陸關係 東亞情勢 歐習會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萊斯2月6日宣布，歐巴馬總統已邀請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前往美國訪問，中方駐美大使崔天凱證實，習近平已接受訪問。萊斯指出，中美關係是複雜的，既合作又競爭。事實上，美國明知中美關係競大於合，為何仍要邀訪習近平進行國是訪問？
首先，過去一年，中美兩國在擴大亞洲的權力部署各有斬獲。當大陸全力推動「一帶一路」之際，美國則成功地與印度發展出以中國為共同對象的準聯盟關係。在深信「中國威脅」的印度總理莫迪領導下，美印之間將發展出什麼樣的聯盟關係，及對中國構成什麼樣的威脅，可能會讓習近平感到不安。
此外，中美兩國在南海的對峙也日益嚴重。針對美國第七艦隊司令湯瑪斯表態歡迎日本把空中巡邏範圍擴大至南海，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中國有能力維護好南海的和平穩定，請域外國家不做製造緊張局勢的事。
其次，中美兩國在經貿議題上也針鋒相對。在2015年國情咨文中，歐巴馬表示中國大陸正在爭取全球成長最快速的亞太地區制訂規則的主導權。他說，這將不利於美國企業和員工，他反問國會，美國應讓這樣的事發生嗎？他強調，美國應該制訂規則，讓規則更公平。因此，他希望國會能通過《貿易促進授權法》。
崔天凱則表示，中美經貿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規則應由大家一起制定」，共同遵守。不過，從美歐日三大經濟體推動TPP與TTIP的談判目標來看，美歐日三大經濟體似乎無意與中國大陸一起制定規則。
第三，中美兩國的競爭更顯現在網路安全之上，包括中國大陸透過網軍竊取商業機密及國防機密兩方面，以縮短兩國之間的技術差距，西方媒體時有報導。
在2014年11月習歐會後，中美兩國就網路攻擊問題相互攻擊，美方甚至批評中方透過網路竊取美國隱形戰機的技術。此外，雙方在南海爭端與釣魚台爭議也各持立場，針鋒相對。
歐巴馬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強調美國在全球勢將領導，而唯一對美國領導世界構成挑戰的就是中國大陸。在整份報告中，「美國領導」與「領導」字眼出現近百次之多，習近平又如何聽得進去？
既然如此，歐巴馬為何還要邀訪習近平？首先，從權力政治與政治現實的角度來看，中美關係無疑是21世紀國際關係的最重要關鍵。萊斯表示，美國歡迎一個穩定、和平、繁榮中國之興起，表示美中兩國將會有競爭，但雙方都不接受美中對峙是無可避免的說法。
其次，美國必須將中國納入國際規範與規則。正如萊斯所說，美中兩國要從實力的立場從事競爭，並堅持中國必須遵守國際規則和規範。
第三，2014年11月期中選後，歐巴馬固然需要外交成就作為政績，但以中國的重要性，任何一位美國總統都不可能忽視。
最後，如同前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7日所言，一個繁榮的中國與穩定的美中關係不僅符合美國國家利益，也符合全世界的利益。
（本文刊載於104.02.12 中國時報）
4. 從中共「主場外交」論析美「中」關係與中國大陸區域戰略之成效與前景
| 陳欣之 |
| 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主任 |
| 來源： 亞太和平月刊第6卷第12期 2014-12-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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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早自2013年就啟動縝密規畫，利用於2014年11月10至11日在北京主辦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第二十二屆非正式領導人會議的主場優勢，展示議題主導實力，提振中國大陸國威，宣揚習近平穩實的執政地位。 一、規畫縝密的APEC主場外交 中國大陸在本屆APEC年會開場之前，就結合硬實力的銀彈攻勢與制度組建的軟實力倡議，在中亞與東南亞國家簇擁下，營造中國大陸涉足亞太經貿制度競逐的出場氣勢。首先，成立中國大陸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中國大陸、印尼外的東協(ASEAN)九國，與印度、蒙古、孟加拉、哈薩克、科威特、尼泊爾、阿曼、巴基斯坦、卡達、斯里蘭卡暨烏茲別克等二十一國，在2014年10月24日年簽署《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政府間框架備忘錄》，隨後印尼亦於2014年11月25日加入AIIB，成為AIIB的第二十二個創始會員國。中國大陸更於11月8日，宣布出資四百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為「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海上絲綢之路」（兩者合稱「一帶一路」）的相關國家提供融資；更承諾捐出一千萬美元作為APEC的行政經費。 再者，在APEC會議領袖宣言，置入中國大陸元素，塑造中國大陸是亞太區域經貿整合領導者的權威形象。中國大陸以促成自由貿易為由，軟化美日阻撓，在APEC通過《亞太經合組織推動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路線圖》(Beijing Roadmap for APEC's Contribution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TAAP)文件，將美國主導之「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與東協核心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之競合關係，扭轉為中國大陸倡導的包容式亞太整合路徑，打破美國單方主控亞太經貿整合的戰略規畫。中國大陸成功主導APEC議程，以及涉足制度軟實力較量的議價成就，令人耳目一新。 二、美「中」新低盪常態化的前奏曲？ 美「中」兩國強化在亞太區域主導存在的競合並沒有停止，不過雙方都無意啟動霸權戰爭機關，希圖透過兩強領袖的直接晤談，與制度化的軍事意外防阻機制，消弭誤解誤判，透過在全球暨亞太區域安全事務合作，累積戰略互信，打造低盪(détente)常態化氛圍，爭取提振國力的戰略空間與時間。 習近平於2014年11月11日邀請美國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在北京瀛臺晚宴並進行私密對話，兩國在次日舉行正式雙邊會議，聲言保持密切高層溝通和交往、不斷增進戰略互信，深化各個領域交流與合作，在亞太地區開展溝通與合作，共同應對各種區域和全球性挑戰，通過坦誠和建設性對話解決差異和分歧，共同建設美「中」新型大國關係。 其次，完善美「中」兩強的制度性戰略對話機制與軍事信心建立措施，舒緩兩強對峙緊張強度，避免軍事意外因為誤解與誤判，衍生為兩強安全危機。美「中」簽署〈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 (Notification of Major Military Activities)與〈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 (Rules of Behavior for the Safety of Air and Maritime Encounters)等兩項軍事信心建立措施諒解備忘錄。美國並且規劃未來就彈道飛彈發射與空中相遇，達成細部規範。 第三，美「中」在部分全球安全事務暨雙邊互動，達成具體的合作成果。雙方致力於防治伊波拉(Ebola)病毒等傳染病，抗擊恐怖主義活動，共同穩定阿富汗局勢，防止全球核武擴散，透過《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宣示共同推動國際氣候變遷談判於2015年達成協議的期待。在雙邊事務部分，美「中」兩國同意加速美「中」雙邊投資條約(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談判，力爭在2015年提出負面表列清單。美國並同意延展對中國大陸國民之美國簽證年限。 第四，中國大陸聲言「一帶一路」相關倡議的包容性，以歡迎美國參與各種倡議的說詞緩和美「中」對立僵局，吸納美國盟邦參與中國大陸主導的亞太政經新制度。日本、南韓與澳洲等美國盟邦，在美國影響下，並沒有加入AIIB；對此，習近平強調AIIB與絲路基金的非排他性，歡迎包括美國在內的有關國家積極參與。他更試圖緩解美國的不安，解釋中國大陸提出的亞洲安全觀，與現有的美「中」亞太事務協調機制，實為相輔相成而非相互排斥。中國大陸企圖以包容性論述，吸引美國亞太盟邦參與中國大陸的政經倡議，左右亞太國家抗衡北京的政經成本估算。 最後，習近平與歐巴馬的領袖晤談，刻意排除俄國介入烏克蘭事務等具爭議性的全球地緣戰略課題，努力營造美「中」兩強和諧溝通的正面形象，鋪陳雙方後續拓展軍事信心建立措施的揮灑空間。兩強在追求堅固區域主導地位的既有目標下，刻意打造美「中」低盪關係的戰略新常態，使亞太區域進入美「中」兩極妥協共存的新時代。 三、中國大陸區域戰略展望 本屆APEC年會是北京爭取亞太經貿格局軸心轉移的揭幕式。中國大陸對於國力的持續成長有高度自信，更以為全球權力轉移格局，正趨向對中國大陸有利的方向發展。習近平評估，世界多極化的態勢、經濟全球化進程、國際體系變革方向與亞太地區總體繁榮穩定的態勢並不會改變。秉持中國大陸經濟規模暨豐沛資金的相對優勢，中國大陸倡議的「一帶一路」規畫，自2014年APEC年會後已經走出紙上談兵的論述倡議，邁向實體構建的運轉階段。 首先，亞太區域的美「中」競合已經跨出原有的軍事戰略領域，進入制度性結構權力與經濟地緣的競逐；從單純的硬實力交鋒，拓展為營建區域經貿金融制度的全方位跨領域角力。制度面與話語論述的競合，將成為區域權力轉移的新戰場。 其次，中國大陸逐步實踐的「一帶一路」布局，將削弱美國在亞太區域的經貿存在優勢，造成區域領導地位的位移，由美國單方優勢，轉換為以美「中」雙核心的新局。當下亞太經貿活動的供應鏈與價值鏈，仍未脫離以美國為軸心的經貿單軸布局，但是中國大陸創建北京軸心的區域政經制度趨向，將會全面改造亞太區域的經濟地緣面貌。 第三，中國大陸仍堅守穩定外部國際環境的策略考量，故而美「中」兩強組建管控危機增進軍事互信機制的大國合意，會產生牽引作用，構成區域國家與中國大陸締結軍事互信機制的有力誘因。 最後，由於中國大陸仍堅持涉及主權等核心利益不容侵犯的涉外底線，故而在美「中」雙軸心的亞太經貿制度轉換過程中，將複雜化區域國家的政經利害成本估算，兩方壓寶的避險(hedging)策略可操作性，將會面臨更大的挑戰。 總結而言，中國大陸透過主辦2014年APEC年會的主場優勢，反射中國大陸轉型為全球經貿網絡核心主導國家的全新角色定位。北京爭取亞洲經貿主宰優勢的強烈企圖心，以及習近平穩固的執政地位，都令各國領導人留下深刻印象。北京的和平發展戰略，已進入宰制亞太區域政經格局，進而扭轉全球權力結構的新階段。 |
http://www.faps.org.tw/Pages/FocusManage/FocusDetail.aspx?id=464
5. 中美對新型大國關係的認知差異及中國
Written by 王緝思、仵勝奇 on 2014/12/05.
Edited by Glocal Reporter on 2014/12/05.
中美應當共同致力於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是2012年年初以來，由中國領導人提出、美國領導人做出回應的重大議題，兩國領導人就此達成瞭如下基本共識：21世紀的中美關係必須避免大國對抗和零和博弈的歷史覆轍，切實走出一條新路。 按照中方的說法，發展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就是「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贏」;按照美方的說法，就是要打破「崛起國與守成國必然衝突」的歷史魔咒，建立基於「務實合作和建設性處理分歧」的大國關係新模式。
何謂「新型大國關係」?怎麼界定它的基本內涵?如何落實這一基本共識?由於中美存在不同的國家利益、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雙方對新型大國關係有五個方面的認知差異。
概念與意義分歧
中美同意共同致力於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但是對如何界定這一概念及其內涵的認知存在分歧。 中方強調其原則性，認為相互尊重是增加互信、管控分歧、開展合作、共創雙贏、引領未來的基礎;而美方強調其功能性，要求解決美方關切的具體問題，認為只有務實合作，建設性地處理分歧，才能雙贏。
國家主席習近平2013年6月8日在同美國總統奧巴馬的「莊園會晤」，用三句話對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做了概括：一是不衝突，不對抗。 就是要客觀看待彼此的戰略意圖，堅持做夥伴，不做對手;通過對話合作、而非對抗衝突的方式，妥善處理矛盾和分歧。 二是相互尊重。 就是要尊重各自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求同存異，包容互鑑，共同進步。 三是合作共贏。 就是要摒棄零和思維，在追求自身利益時兼顧對方利益，在尋求自身發展時促進共同發展，不斷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習近平的概括突出了三個基本原則，一是不用對抗的方式解決矛盾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各自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三是強調以合作促共同發展。
2013年9月20日，外交部長王毅訪美期間在美知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發表《如何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演講，闡發了習近平主席關於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內涵。 王毅說，不衝突不對抗，是必要前提。 做出這一政策宣示，就是要順應全球化潮流，改變對中美關係的負面預期，解決兩國之間的戰略不互信，構建對中美關係前景的正面信心。 相互尊重，是基本原則。 只有相互尊重對方人民選擇的制度與道路，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與關切，才能求同存異，進而聚同化異，實現兩國和諧相處。 合作共贏，是必由之路。 中美只有始終堅持合作，不斷加強合作，才能實現共贏，而這個共贏，不僅是中美的共贏，還應當是世界各國的共贏。
對於中國領導人關於兩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倡議，奧巴馬政府給予了正面回應。 對於中方提出的三個基本原則，美國選擇性地做了回應。 奧巴馬政府認同不衝突、不對抗原則。 例如，奧巴馬本人在給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書面致辭中說，美中可以向世界證明，兩國關係的未來不會重蹈歷史覆轍，兩國可以攜手應對21世紀面臨的嚴峻經濟和安全挑戰，為發展持久信任、長期穩定、充滿希望的美中關係奠定堅實基礎。 奧巴馬連任後，時任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多尼隆2013年3月11日在紐約亞洲協會發表講話指出，奧巴馬政府不同意中美注定要發生衝突的觀點，認為構建更好的中美關係是有可能的，中美元首都支持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目標。
在2013年6月8日中美首腦「莊園會晤」記者會中，奧巴馬錶示，美國願意與中國構建新型大國關係。 中國繼續和平發展符合美國利益。 美中合作而不對抗，就更有可能實現各自安全和繁榮的目標，也有助於雙方共同應對許多全球挑戰。 9月6日奧巴馬在俄羅斯聖彼得堡「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期間同習近平會見時表示，美中同意致力於建立基於務實合作、建設性處理分歧的大國關係新模式。美國歡迎中國繼續和平崛起，希望中國能夠在維護亞太乃至世界的穩定、繁榮中扮演負責任的角色。9月19日，美國國務卿克里同來訪的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會談前共同會見記者時說，中美有必要避免陷入將彼此視為戰略對手的陷阱。
然而美方並沒有正面回應中方提出的相互尊重的原則。 對於合作共贏，美方強調要求中方解決美方關切的具體問題。 例如，多尼隆在2013年3月11日亞洲協會講話中聚焦中美軍事對話、經濟關係和網絡安全領域三大議題。 多尼隆說，隨著中國軍事現代化步伐加快，中國在亞洲不斷擴大的軍事存在可能會增加美中在西太平洋地區發生軍事摩擦或誤判的風險。 因此，雙方要深化軍事對話，應對雙邊軍事關係中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和潛在的競爭。 在經濟領域，多尼隆要求中國改變出口型經濟發展模式，共促國際金融穩定，應對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挑戰。 在網絡安全領域，多尼隆強調所謂來自中國的網絡商業竊密問題。 多尼隆在中美元首「莊園會晤」後召開的記者會上重申了上述立場，並增加了朝核議題。
2013年11月20日，新任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蘇珊.賴斯在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就美國亞洲政策發表演講。 在談到中美關係時，賴斯開宗明義地指出，美國願意同中國實施「新型大國關係」，即管理不可避免的競爭，同時在亞洲和其他地區雙方利益趨同的領域深入開展合作，特別是朝核問題、伊核問題、阿富汗穩定、蘇丹衝突等議題。 賴斯也希望在法治、人權、宗教自由、民主原則、東海爭端、南海爭端等議題上同中國開展對話。
關於新型大國關係的適用範圍，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中國將改善和發達國家關係，拓寬合作領域，妥善處理分歧，推動建立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新型大國關係。」也有中國學者曾提出，新型大國關係始於但不限於中美兩國，它包括美、歐、日等傳統大國以及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大國。 但是，在具體實踐過程中，中國官方對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對象僅指美國，並沒有包括任何其他國家。 美方在回應中方提出的這一倡議時，針對性非常強，專指中美關係。 美國從來沒有用這個表述來界定同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
責任分歧
中美同意致力於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但對於誰應該採取主動、誰是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主要障礙，理解不同。 中方學者認為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主要障礙在美方，而美方學者則認為中方應承擔更大責任。
中方學者對美國對華政策的批評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認為美國沒有平等對待中國，對中國的主權、安全、發展等核心利益不夠尊重。 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在涉台、涉藏、涉疆、網絡安全等問題上損害中國利益，破壞中國國內穩定。 中國卻從來沒有做過有損美國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的事情。
第二，認為中美戰略互信嚴重缺失主要責任在美國。 美國一方面在調整亞太軍事部署，強化同盟體系，推進亞太反導體系，推行海空一體戰，以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軍事衝突;另一方面支持和縱容日本打破限制、提升行動能力，以制衡日益強大的中國並幫助美國分擔全球霸權成本。 這些動向都將導致西太平洋地區軍事衝突風險上升。
第三，認為美國轉嫁國內矛盾，糾纏中國;或因第三方因素，遷怒於中國。 例如，美國限制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和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是導致對華貿易赤字居高不下的主因。 至於美國製造業工人失業，則是由於美國產業轉移和外包所致。 再如，在朝鮮半島「天安號事件」、「延坪島砲擊事件」後，美韓在黃海軍演「亮劍」，直接威脅中國安全。
不少美國學者對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可行性持懷疑態度，認為它「概念不清」，或認為中方既然提出了這個命題，就應當多做實事。 有些學者甚至認為，中國提出這個倡議的目的就是向美國施壓，要求美國做出更多讓步。
例如，布魯金斯學會東北亞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說，這種大國關係新模式中，一套包羅萬象的基本原則更符合中國的偏好，而通過在具體議題上的互動來汲取經驗教訓，更符合美國的願望。 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沈大偉認為，中美雙方不能沉溺於「漂亮、空洞的口號」，而要實實在在管理好雙邊關係。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外交與能源事務專家凱特琳.坎貝爾、資深軍事與安全事務專家克雷.格默里認為，中美新型關係這種「模糊」界定，有利於中國達到如下目的：一是同美方建立溝通管道，提高管控危機的能力;二是給美國施壓，要美國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即支持中國的政治體制和國家安全、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三是要求美國停止在中國的專屬經濟區裡開展情報偵察和水溫勘察的行動，減少對台軍售，放鬆2000年美國《國防授權法》限制的對華軍事合作領域。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邁克爾.蔡斯聲稱，中方提出實現中美新型大國關係表明，北京要求華盛頓基本按照北京提出的條件來順應北京的利益——很明顯不是通過相互調整來實現。 詹姆斯敦基金會《中國簡報》編輯彼得.馬蒂斯稱，如果美國接受中國有關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提議，那美國就不得不放棄對台承諾，放棄爭取人權，放寬對華敏感技術出口，調整美日、美韓同盟，停止支持通過聯合國海洋法來解決南海爭端等。 他質疑多尼隆2013亞洲協會講話中接受中國提出的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做法是否值得。 在他看來，多尼隆向中國承諾過多，是「失策」，像是一個「壞主意」。
側重點分歧
在新型大國關係的具體議題上，中美強調的側重點不同。 中方強調的領域是反「台獨」、反對台售武、美軍對中國的抵近偵察，美國在釣魚島、南海島嶼等中國周邊安全問題上的立場，美國維持的亞太軍事同盟是否針對中國，以 及藏獨、疆獨、人權等涉及中國內政的問題;美方關注的是中國軍力增長、朝鮮、伊朗核、氣候變化、海上通道安全、網絡安全、知識產權、市場准入、服務貿易等領域。
中國軍事現代化，特別是中國軍費快速增長和軍事力量快速提升，是美國政府和軍方多年來一直關注的話題。 在2012年1月，美國防部發表了《維持美國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美國國防優先任務》的防務戰略指針報告。 報告稱：「從長遠來看，中國崛起為地區大國將可能以不同形式影響美國的經濟與安全。像中國、伊朗這樣的國家將繼續追求以非對稱手段對抗我們的力量投送能力。」2013年5月美國防部長辦公室發布的《2013年中國軍力與安全發展態勢》報告指出，「中國在不斷增強的軍事能力和戰略決策方面缺乏透明，這也引起了周邊地區對中國意圖的擔憂。在缺乏更大透明度的情況下，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現代化步伐的推進，這些擔憂很可能會增強。」
2014年3月4日美國防部發表的2014版《四年防務評估報告》認為，「亞太地區越來越成為全球商業、政治和安全事務的中心。該地區的國防支出也在繼續上升。隨著地區各國不斷發展軍事和安全能力，由長期存在的領土爭端和對自然資源的聲索引起的風險將增加，最終導致破壞性的競爭或者發生衝突，改變地區和平、穩定、繁榮的發展趨勢。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中國軍事現代化全面快速發展，同時關於中國軍事能力和意圖，中國領導人卻缺乏相對的透明和公開」。
在朝鮮半島和平與安全問題上，中方在反對朝鮮擁核的同時，也希望看到朝鮮國內政局保持穩定，而美方關注的首先是朝鮮的核武器和導彈武器問題，其次是朝鮮對韓國的「挑釁」問題，第三是朝鮮內部政治突變引發動亂。 一些美國人在等待朝鮮「內爆」，認為只有朝鮮「改換政權」才能最終解決朝核問題。 美方把中方對朝政策是否調整視為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試金石」之一。
在「相互尊重」問題上的分歧
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兩國間最大的分歧集中在「相互尊重」這個問題上。 對於中方關於相互尊重的提議，美未予正面回應，這反映出兩國在文化傳統、價值觀念和利益取向方面的巨大差異。
在中國的政治與外交話語體系中，「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首要內容;國家間只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內政，平等相待，才能和平共處。
時任國務委員戴秉國2010年12月在《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一文中更明確指出，中國的核心利益有三層含義：一是國體、政體和政治穩定，即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二是中國的主權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三是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 戴秉國強調，這些利益是不容侵犯和破壞的。
2011年中國發表的《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也把「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納入堅定維護的國家核心利益範疇之中。 從這個意義上看，中方在對美關係中一貫強調的「相互尊重」原則，首先是要求美方尊重中國的國體和政體，即共產黨在國 內的領導地位及政治秩序，也即主權概念在中國的實施。 中美關係中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主要敏感問題，包括台灣、涉藏、涉疆、人權等，都可以聯繫到「國體和政體」上去。 中國對國際問題的看法和政策，也主要是從維護國內政治的長治久安出發的，對美政策尤其如此。
在美方看來，儘管國家之間的相互尊重無可非議，但是「相互尊重」這類表述並不是傳統國際法和西方政治與國際關係話語體系中常用的規範性概念。 同時，由於美國在自身的國體、政體、政治穩定、國家統一、領土完整等問題上，都沒有感受到中國的現實威脅，所以在這些方面的「相互尊重」對美國意義不大。 如果接受中方「相互尊重」的表述，美國強調的「人權高於主權」、「人道主義干涉」等等，就喪失了「道德高度」，而讓中國單方受益。 因此，美方出於各種原因，包括對中方重大關切的不理解、美國國內政治的牽制、意識形態的偏見等，從未公開明確說明對中國政治制度、國內秩序、發展道路的尊重。
反觀美國對「新型大國關係」的界定和期待，都關係到它的全球「領導地位」和它所極力維護的現存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在談到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時候，美方總是表示，希望中方一是在朝核、伊朗核、反恐等美方視為重大利益的國際安全問題上同美方合作，二是在金融穩定(其中關鍵的是美元的霸權地位)、氣候變化等全球治理問題上照顧美方的關切。
美國人擔心的主要問題，是中國以其正在形成的巨大實力和世界影響，造成對美國地位及其倡導的國際秩序的挑戰。 美國把主要關切聚焦到「崛起大國同守成大國避免對抗」(即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議題上，原因蓋出於此。
中國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看法，從20世紀90年代的「建立新秩序」，逐漸過渡到當前的「積極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是一個重大的變化，顯示出中國對融入國際社會的決心和信心。 事實上，中方已經反復向美方說明了對美國世界地位和現存國際秩序的看法，並通過實際行動建設性地參與了全球治理與新形勢下國際規則的制訂。 但是，中國從未明確闡述同美國在國際秩序方面的共同點和分歧是什麼，也不會明確說明「一個繁榮而強大的美國符合中國的利益」。
中美認知差距的背景原因
第一，中國主張多極化，美國欲繼續「領導世界」。 中美對於構建新型大國關係認知差異，首先源於對世界格局發展趨勢的不同判斷。 中國政府認為，世界多極化是國際格局的發展趨勢。 當今世界，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整體實力增強，國際力量對比朝著有利於維護世界和平方向發展。
有的中方學者將世界分成西方與新興市場兩大「集群」，認為目前兩大力量發展進入相持階段，雙方競合博弈呈「集群化」、「高端化」趨勢，博弈格局日漸成形，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以「大西方」聯手應對新興大國崛起。 雖然西方國家經濟企穩回升，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赶超放緩，但「東昇西降」趨勢並未扭轉。
美國官方極少使用「多極化」的概念，它強調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 美方亦不承認多極化有利於世界和平與穩定。 許多美國學者聲稱，正是因為近代歐洲列強稱雄時期和兩次世界大戰前的「多極化」，才使戰爭頻發，國際秩序混亂。 美國歷屆政府都強調美國國力並未衰落，21世紀的美國仍將是世界第一強國。
第二，中美對於新興大國(特別是金磚五國)崛起的看法不同。 中方主流學者認為，當今新興大國「群體崛起」，西方力量則相對下降。 這個判斷中的潛台詞是「新興國家」是一支可以凝聚實力並同西方抗衡的力量，實際上將當今世界分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西方世界和新興大國兩大塊。
美國官方承認，新興國家之間在諸多議題上開展合作實屬必然，但新興大國的崛起並不一定意味著國際格局發生了質的變化。 「金磚五國」不是一個具有凝聚力的整體，各成員國之間政治制度、社會文化、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經濟層面的競爭比較突出，其聯繫鬆散，呈分散化。 此外，印度、巴西、南非都採用了西方民主制，俄羅斯也處在政治轉型中，因此金磚國家的崛起未必是對中國有利、對美國不利的。
美國看待當今國際格局的視角也是「兩分法」，但它的「兩分法」是「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的區別。 一個典型的美國觀點是，世界民主化雖然出現挫折，但總趨勢並未逆轉;俄羅斯至少在表層的價值觀念上同西方是接近的，且對中國的快速發展也有戒心。 美國對俄羅斯的政治經濟發展前景並不看好，同中國對俄羅斯重新崛起的期待迥然不同。
第三，中國強調國家主權，反對干涉內政;美國強調世界民主化、公民社會的興起、社交網絡對國家權威的挑戰等。
政策思路
就如何應對中美對關於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認知差異，我們提出以下幾條思路：
第一，在中美高層會晤時，中方將「相互尊重」的含義說透，即只有美國尊重並從主觀上不挑戰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國內秩序，中國才可能尊重並不挑戰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兩國才可能攜起手來，共同建設並改革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這種意義上的「相互尊重」，是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核心目標和原則。 即使美方出於國內政治和意識形態考慮，不願公開宣稱它尊重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秩序，也應力圖達成兩國高層之間在這個問題上的默契，讓對方放心。 這將有利於緩解對彼此戰略意圖的誤判。
需要跟美國領導人清楚闡明的是：當今中國的基本制度和發展道路對美國有益。 自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保持了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對國際安全、世界經濟發展和全球治理，都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 奧巴馬說「中國的成功符合美國的利益」，不應該是簡單的客套話。 要讓更多的美國人認識到，中國的經濟成就和社會進步，在相當程度上得益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且中國改革開放的方向也是符合美國利益的。
同時，我們也應當清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當今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及其保障之下的相對穩定和平的國際環境。 正因為如此，中國官方從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提出「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逐漸轉變為今天提倡「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第二，建議通過多種渠道，同美國主要智庫就中美關係的積極因素、障礙、發展方向等問題開展更多的合作研究。 目前，中美智庫對於發展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研究，已經取得了多項成果。 鑑於美方若干機構對於「新型大國關係」的提法存有顧慮和戒心，中方不必刻意堅持要美方使用這一措詞，而是要在合作課題內容中反映共識，化解分歧和疑慮。 同時，兩國專家學者在合作研究過程中，有必要爭取俄、日、印、歐盟、東盟等國家和組織對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理解，減少他們對中美欲實現「兩大國共治」 (G2)的疑慮。
第三，中美雙方在對方關切的問題上進一步澄清立場。 雙方在新型大國關係的設想中，都高度關注對方在具體政策中所反映的長遠戰略意圖。 因此，有必要在關係到對方的政策措施出台時(甚至出台之前)，及時向對方說明自己的意圖;同時也要求對方及時澄清己方的關切。這樣才能避免不負責任、不知情的媒體去炒作敏感的政策問題。
例如，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蘇珊.賴斯2013年11月20日在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發表演說時強調，美國在亞洲的首要經濟目標是完成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談判;TPP確定的規則將成為未來世界貿易協定的標準;美國歡迎任何能夠達到TPP協定高標準的國家參加，那也包括中國。 但是在其他一些場合，美官員卻聲稱只有在同日本、澳大利亞和部分東盟國家等結束TPP的有關談判之後，才歡迎中國參加。 中方應當要求美方對這種自相矛盾的表態作出澄清。
再如，不久前中國官方提出的「亞洲新安全觀」引起了國際輿論的廣泛讚揚。 但是一些美國專家學者表達了他們的疑慮，擔心中國放棄了「歡迎美國在亞太地區發揮建設性作用」的提法。 中美在亞太地區的戰略競爭無疑是客觀存在。 只有兩國同亞太其他國家共同構建一套可操作的、行之有效的多邊安全機制，才能將新安全觀落到實處，避免戰略競爭釀成嚴重對抗。 在這方面，兩國官方的頻繁溝通和戰略智庫的深入探討，將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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