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評論》293期-2015年5月號                         

（台湾左翼杂志：發揚台灣同胞愛國主義傳統．發展中華民族和平統一理論）

▶中國復興和亞投行（节选）   

ü  美國外交屢挫，世界格局開始巨變

ü  明修棧道，強渡關山

ü  回顧中國從絲路大戰略走到建立亞投行

w 賴尚龍 （作者早年由台灣赴美，先後於大學任教，以及聯合國等國際機構從事國際經濟合作事務工作多年。）

1.全球發展重心東移，勢不可擋

前新加坡外交部長，駐聯合國大使，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於2008年寫了一本書，《新亞洲半球：勢不可擋的全球權力東移》。馬在書中斷言：「當今世界，亞洲大崛起，洶湧而來，勢不可擋。這種大趨勢正在以極大的力度改變著世界，西方也在心不甘，情不願，而且還是很艱難地在適應這樣的大變化。」許多西方的觀察家很不以為然，認為馬凱碩不過是危言聳聽，譁眾取寵而已。

2.全球呼喚多邊主義，順應潮流

大約40多年以前，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時，周恩來就說中國在參與國際多邊事務時要堅持一個「大小國家一律平等」的原則。據報，那時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笑笑搖頭，認為這個全國總GDP還不到美國十分之一，還在相當吃力地養活大概是美國四或五倍人口的一個貧窮破落戶國家，是在講些自我吹噓的空話。現在中國的GDP是10.4兆美元，美國是17.4兆美元。若是按世界銀行的「購買力平價」（PPP, Purchse Power Parity）方法計算，中國的總GDP則是17.6兆美元，略高於美國的17.4兆美元總值。現在習近平建議要成立亞投行，為的是中國要創造一個和亞洲各國禍福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北京又表示要出資1,000億美元資金的一半，但是卻又聲明要放棄「一家獨大的否決權」。美國人將信將疑，但所有發展中國家與歐盟各國相信了。這不是一個歷史的偶然，這是中國順應了當今世界眾多發展中國家的呼籲，要求在國際事務中創建一個倡導國際公平正義規則，而又能遵循多邊主義民主決策的金融機構。

3.絲路戰略明修棧道，強渡關山

不久前，有幸讀到上海復旦大學葛劍雄教授在網上發表關於所謂《一路一帶大戰略》的一段話，頗受啟發。

    葛教授回顧歷史，認為大家現在熱衷討論的「絲綢之路」起源並非我們的祖先為了販賣絲綢，運送貨物而建。而且在歷史上記載因為販賣絲綢而賺錢的不是我們那些喜歡種田的農夫老祖宗，而是那些自家大沙漠裡長不出糧食，只好騎著駱駝，長途跋涉，鋌而走險的阿拉伯人。

    我們現在所謂的「絲綢之路」，大約始於漢朝的張騫出使西域。當時漢武帝命張騫出使西域，不是為了對西方蠻夷之人販賣絲綢。張騫出使西域，就是為了國家安全，他奉漢武帝之命，尋訪西北邊外的大月氏國，希望與之結為軍事同盟，共擊匈奴，以絕北方外患。但是張騫第一次未能尋到大月氏，第二次雖然找到，但大月氏那時已安居樂業，毫無興兵之意。張騫無功而返。但張騫卻在以國家安全為考慮的舟車勞頓，長途跋涉後，為我們中原大地開闢了一條西域遠疆的駱馬大道，華夏衣冠文化得以傳至現代的中亞，乃至於歐洲。於是阿拉伯的駱馬商隊開始絡繹不絕，將我們中原的絲綢、瓷器、茶葉等販賣到中亞，乃至於歐洲，獲有重利。

    從歷史看，這條絲綢之路經過許多不同民族的國家、高山河谷、沙漠草原，沿途並不平靜，戰亂一起，路途中斷，商隊運輸，風險甚大。在歷史上大約都是在我們華夏皇朝富裕強大的時候，絲綢之路乃能繁榮一時。

    另外現在所謂「一路一帶」，也還只在中國南邊從福建其沿海路往西南延伸的「海上絲路」，經過南海、印度洋，可以遠航至非洲。福建泉州，據歷史記載，在明代初期就已是當時世界第一大港。泉州博物館的一幅泉州港口紀實古畫，圖中萬舟雲集，極繁華之勝。據說就是鄭和七下西洋（即現在的南洋、馬來西亞、印尼一帶）帶動了泉州，甚至遠到非洲東邊象牙海岸的海運貿易。可是據歷史考證，明成祖下令鄭和七次下西洋，也不是為了泉州的海上貿易，而是要鄭和祕密訪查被他篡了位的惠帝下落，以防其在海外稱帝，分裂大明的一統天下。究其緣由，也是為了大明江山社稷的安全和傳承。

    現在再看20世紀後期全球化浪潮洶湧，本來雙邊壁壘森嚴的冷戰對峙，因為前蘇聯的突然瓦解得以宣告結束，全球共享和平紅利。中國提出「和平崛起的大戰略」應非常合時合宜。但由於歐美西方國家的冷戰思維仍然難以消退，出諸他們長期的意識型態的惰性，西方國家對中國所強調的「和平」以及「崛起」，十分懷疑其動機未必只限於「崛起」，其戰略也不限於「和平」。尤其是長期居於老大地位的美國更不甘心「和平」退出其單極稱霸的強勢地位。對於全球重心東移的趨勢，對於領頭磁吸全球經濟力量的中國，美國更擺出一幅「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的姿態，大聲疾呼「重返亞洲」，然則現今的亞洲已非吳下阿蒙，絕大都分的國家老百姓都已逐漸有了相當強烈的自主意識。就連其政府一向依靠美國老大哥的日本、菲律賓，在對於美國駐軍基地租約延長的問題上，都有相當不少的民間自發反對運動。面臨全球化要求獨立自主浪潮下的國家與人民，美國再也不能像以往一樣獨斷專行。即使有東道國政府配合，美國要再做掌握裁判權的老大，所需的人力、物力也空前膨脹，已到難以承受的程度。於是乃有召募打手，籠絡日本、菲律賓等所謂與中國較有「矛盾」的國家與中國為敵，坐收漁利。

    在美國企圖削減中國地緣戰略空間的謀略下，中南海諸公重讀歷史，溫故知新，訂下一定要打通南北陸海兩條絲路的大戰略，反制美國陸地與海上的大包圍，這就是明修棧道，強渡關山，堅決突圍，維護國家安全的大「陽謀」。兩千年前，漢武帝為了中原華夏的國家安全，派遣張騫打通古代絲綢之路。兩千年後看來，這個安全考慮仍然很有道理。

    早在1980年初，朱鎔基就積極與UNDTCD(redirected from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Technical Co-Operation for Development)合作，先後在北京、莫斯科、阿斯坦納（Astana，哈薩克斯坦首府）組織研討會，邀請有關各國重量級專家、官員一起討論，研究重建恢復《歐亞大陸橋》，也就是現在稱之為重開《絲綢之路，一路一帶的大計畫》的可行性與實施計畫。

    同時在1985年前後，中國主動極力推動在UNDP(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參與下的《東北亞圖們江計畫》與俄羅斯（當時的蘇聯西伯利亞遠東地區）、南韓、北朝鮮、蒙古五國合作，共同開發圖們江流域，就是為了保障中國東北亞區域的安定與發展。然而由於受到美國控制的UNDP高層以經費不足，又與北朝鮮協商不成等等問題為藉口，終將該《計畫》擱淺。但中國也因之與東北亞各國培養了可以共同開發合作的默契，尤其是沒有出海口，而又缺乏資金的蒙古也由於中國的特別支持，才得以有了參加圖們江開發的計畫方案，算是結下了以後合作的緣分。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一位日本的名古屋市長，幾乎連續五年由該市自己籌款，邀請上述五國官員、專家，還有國際組織官員共商《東北亞發展合作計畫》大計。日本幾個重要工商大企業，包括Toyota, Sony等都有代表參與，會中也有日本的中央政府派員參加，可能算是暗示日本政府願意以其地方政府的名義參與東亞五國推行的東北亞發展合作大計。

    1990年代後期，中俄合作動員中亞國家成立上海合作組織，以保障邊境、共同反恐為目的，有了某種準軍事合作的態勢，事實上也有中、俄兩國同時防備西方勢力在中亞地區企圖陰謀策劃所謂的「顏色革命」的用意在內。《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為中國日後打通中亞絲路奠下了重要的基礎。

    此後中國突破美國干預，成為《東盟組織十加三》的成員，得以定期與東盟國家商討亞太區域的政經大計。另外在南海、印度洋地區，中國恢復與越南的友好關係，除了與巴基斯坦長期特別友好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之外，中國和印度開始了正常往來，尤其在經濟領域，大幅度地加大了貿易力度，印度為了爭搭中國經濟快速發展順風車，其總理在訪華前夕強調當前印度看待西藏的立場是「絕不挑戰，而且承認西藏是屬於中國的主權領土，並且認為印度以往干預西藏事務是錯誤的政策。」這樣的態度也揭開了中、印長久以來的心結，有了日後更進一步改善關係的基礎。

    為了發展該地區經濟，中國在2000年前後具體地提出了《亞太區域經濟合作協議》（RCEP），此外，中國分別與南方的亞太國家，北邊的中亞、俄羅斯各國都有利有力地逐步鞏固提高了雙邊關係。

    美國媒體報導，4月15日美國太平洋美軍司令在美國國會作證指稱，中國在南海島礁填海造陸，有可能用作軍事基地，可以在島上部署遠程雷達，裝置先進導彈系統，有效控制南海所有航道。目前南海航運貿易每年超過50億美元，這個島礁上的軍事部署足以控制途經南海航線的各種各樣海運物流，是包括能源在內的菲律賓、台灣、越南生命運輸線。尤其對日本具有特別的震撼力，因為日本75%的能源必須經過這條航線進入日本本土四島。中國在南海航運的戰略關鍵地點，鞏固自己的領土島礁主權，建立這樣一個不沉的航空母艦，就是要突破美國層層的島鏈封鎖，同時威懾日本蠢蠢欲動的攪和野心，北京當局堅決突圍，強渡關山的意圖，自不待言。

    半個世紀下來，中國為了分別打通南北兩條陸海絲路，謀定而動，堅持不懈，勞心費力，終於奠下了基礎。面對美國或大或小的包圍封鎖，或明或暗的箝制行動，中國應對的大戰略就是明修棧道，強渡關山。

    直到2014年，條件成熟，習近平提出了《一路一帶》以古代絲路為藍本的大戰略。去年10月在北京的APEC高峰會上，在中國的提議下APEC一致通過了設立《亞洲基本建設投資銀行》的建議，開始了中國邁向主導制定國際金融遊戲規則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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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復興和亞投行——日本對中國倡議「亞投行」的誤判

w 李中邦（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總編輯）
    中國大陸主導創設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創始成員國申請3月31日截止，4月15日資格審理結束，出乎大陸及外界預期，共有57國成為創始會員，直追1966年成立時31個會員國、現有會員67國的亞洲開發銀行（亞銀），未來如加上一般會員，極可能後來居上。不過，在亞洲國家中，獨獨缺了以前的經濟龍頭日本，以其現實、精於鑽營的本事，是真的不想參加？後來慢慢出現的消息，值得玩味。

1.對歐洲國家情報失靈

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因財政部對亞投行心存疑慮，國務院出於冷戰思維，覺得這是中國在挑戰美國的霸業，國會又鷹派當道，因此，不僅早早打定不參加的主意，還到處要求其盟國澳洲、韓國不要參加亞投行。而日本設想參與亞投行的好壞處在於——好處：1.後援中日改善關係，2.在亞洲抑制日本影響力的下滑，3.道路、鐵路、發電設備等基礎事業，日本企業得標的機會增加，4.可以從內部檢視，確保亞投行運作的透明；壞處：1.與美國關係惡化，2.大概會助長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3.可能會被要求巨額的出資金，錢收不回來，4.幫了獨裁政府或破壞環境的事業得到貸款。最後，日本的抉擇是追隨美國，不申請作創始會員。

    其實，日本國會議員、學術界有不少人主張參加，甚至財務省內也出現過些許如：「為了在亞洲活用中國的金融力量，日本也應加以利用」、「日本參與，亞投行就不會全照中國的意思，而成為中立的國際金融機構，這才正是日本的利益」這類意見，但安倍政府的態度是絕不允許中國伸展經濟影響力，於是上下各部門絕大多數都持「慎重論（不參加）」，特別是財務省，該省仗著自身「亞銀總裁」人才輩出，格外看輕「亞投行」。

    在首相安倍晉三的官邸，來自財務省財務官山崎達雄、外務省外務審議官長嶺安政的報告，都讓安倍下了「不用著急」的指示。日本政府當初都認為，參加亞投行僅限於需要基礎建設資金的開發中國家。尤其財務省以為「G7都不會參加」。

    原先，日本也篤定認為英、德等西方國家理所當然會欲美、日合作，採取阻擋中國在亞洲搞「經濟霸權」的姿態。然而，3月12日出現「英國震撼」之後，慌了手腳的財務省、外務省只能辯解「英國根本沒有跟美國商議參與一事」。而且法國、德國、義大利馬上跟進加入。冒出設想以外的狀況，據說後來安倍有點不高興，抱怨「財務省、外務省完全沒有掌握到英、法、德、義要加入的情報，儘只有『美國不加入』這樣的情報」。首相沒有獲得來自財務省、外務省關於英國等（歐洲）國家動向的資訊，顯示情報蒐集存在缺漏。

2.經濟界不安

最後表示願意成為創始會員國的國家還有澳洲、韓國、俄國……，一下子衝上50多國。安倍到3月31日才指示自民黨外交、經濟合作本部長衛藤征士郎研究日本該採取什麼態度。4月1日起外交部會（部會長秋葉賢也）等的聯合會議才研議要不要參加亞投行，7日開始聽取有識之士的意見，6月底亞投行訂出章程之前定出方向。自民黨內頗有不滿的聲音：「之前政府聽到的都不對，外務省的認知太淺薄了，不是嗎？」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4月6日在東京演講時表示，「作為先進國家，沒有拒絕參加的理由，基本上是必須贊成的案件」。放棄申請成為「亞投行」的創始會員國，經濟界的反應是「為了不要造成企業在海外開拓的負面，期待之後能參加」、「真心是希望日本也參加，但英、德等先進國家進去了，中國不可能做出異常的事吧」，「一定會在快速成長的亞洲市場失去商機」，這樣的不安感正在擴散。

    日本政府的反應慢又僵化，首相官邸、財務省、外務省都遭到批判。對亞投行，因為政府始終保持距離，政府、執政黨一直沒有認真面對、研究、考量。在野黨強烈批評「外交失敗」，最大在野黨代表岡田克也說「G7步調混亂是大挫敗，日本外交力只有這樣的程度」。

    大陸這次籌設亞投行，有大幅超出預期的國家參與創建，顯示國際社會潛藏著對現有三大國際金融機構——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國際貨幣基金（IMF）長期由分別由美國人、日本人、歐洲人擔任主席，箝制、操縱著組織營運不滿。譬如亞銀，到現任總裁中尾武彥，歷任九位總裁全是日本人——日本有媒體暗指「亞投行」是中國「霸權的道具」，殊不知，現今亞銀就是日本「霸權的道具」。有日本外務省官員透露「東協國家對亞銀撥放融資過於苛細的規定早就很不滿了，一旦出現規定較寬的亞投行，對日本財務省的不滿，更易浮上檯面」。

    大陸內定的「亞投行」總裁金立群，過去擔任亞銀副總裁時，即認為亞銀常務理事會審核融資很浪費時間，應機動地供應融資，但提出的改革未受重視。另外，也是因要求國際貨幣基金（IMF）提高新興、開發中國家出資比率的改革太慢，於是推動創設「亞投行」，並搭配「一帶一路」政策的推動。

3.突破美日「包圍網」

美國就「亞投行」，到最後還是不參加，靜觀盟國及其他國家一個一個宣布加入，日本也很孤立。參與國大增，美、日都很受傷，只能像美國現任財政部長盧（Jack Lew）那樣，希望亞投行能跟世銀、亞銀等合作。

    這次大陸籌設亞投行，因英、德、澳、韓的參與，中國突破了美日的「包圍網」。當然，日本媒體依舊會替政府找理由，並繼續批評中國：日本政府試算，「擔心要出百分之十幾、達數千億日圓的資本金，因亞投行的運作不透明，日本怕出資多卻沒有發言權這最糟的情況，難以讓納稅人接受」；「日本參加的話，會推高亞投行的評價，則透過《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布建的『包圍中國網』效力會下降」；「歐洲國家因2010年的債務危機受傷甚重，恢復經濟需要中國的市場」；「英國5月7日有選舉，需要經濟方面的政績，2009年以來，英國對中國的出口成長了兩倍」；「東協、歐洲國家是『經濟、實利優先』」；「澳洲鐵礦、天然瓦斯等出口，中國占了近四成；韓國出口25%也是中國」；「美日用TPP主導區域經濟框架，牽制沒參與談判的中國（美、日沒邀請），而中國以設立亞投行奪回經濟主導權」；美、日「對組織運作、審核標準不安」、「最大出資國中國通過支援開發，擴大影響力」，要求亞投行與世銀合作，抑制中國隨意運用」；「亞投行不透明之處仍多」、「無法制約中國獨自專行」。無非就是進行挑撥，影響亞投行的進展。

    亞洲是當前經濟成長最快的地區，據估計，基礎建設的市場龐大達八兆美元，現在美、日突然開始日夜加班談判TPP，也要發動亞銀改革，擬簡化、加速審查融資，為什麼那麼急呢？自然是起因於對亞投行成立的誤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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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金立群

l  金立群，男，1949年8月出生于江苏常熟。1968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金立群在经济学和财政学方面著述甚多，已经出版了多本专著。是迄今为止中国人第一个以副部级高官的身份担任亚行（ADB）副行长，也是亚行自成立以来首位中国籍的副行长。

l  曾任财政部副部长、中投公司监事长、中金公司董事长等职务，现任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

l  1968年10月参加工作。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研究生毕业。

l  1987年至1988年在美国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经济系研究生院进修。

l  1984年至1989年任财政部外事财务司副处长。

l  1989年至1994年任财政部世界银行司副司长（其间，于1988年在世界银行任中国副执行董事）。

l  1994年至1995年任财政部世界银行司司长。

l  1995年至1998任财政部部长助理。

l  1998年9月至2003年，任财政部副部长。主管教育、科技、文化和对外经济交往领域的行政经费预算。在此期间他还是中国在亚行、世界银行集团和全球环境基金组织的副理事。

l  2003年8月1日出任亚行副行长。在亚行，主管南亚地区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包括这些业务局下属的各海外代表处）以及和私营部门业务局有关的业务。

l  2008年9月至2013年5月，金立群被任命为中投公司(China Investment Corporation)监事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l  2013年5月至2014年10月，金立群出任中金公司（Investment Banking Corporation Finance）董事长。

l  2014年10月从中金公司正式离职，媒体分析金立群几个月前参与筹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即将出任高管。

l  金立群现任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

l  社会活动：在过去的近二十多年中，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金先生一直活跃于国际经济事务活动中。参加了许多双边和多边经济和金融论坛，例如：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中英财经对话机制、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以及东盟"10+3会议"和 G-20财长会议。此外，金立群先生还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和中国反恐怖委员会的成员。